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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论文

来源:爱文章网 日期:2019-09-05 04:30:01 分类:论文 阅读:

 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,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、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。而形成组织化、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,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,‘自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,视野、价值观、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,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,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,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。因此,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,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。

  一、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

  一个上古民族,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,实为或然性,而即使产生史学,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。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:第一,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埃及,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,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。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,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,需要大事件的激发,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。第二,西方史学的产生,可以从古希腊说起,“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,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。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”扭,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撰著的《历史))(又称《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。因此,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。 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,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。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后,统治者面对殷商“顽民”的反抗,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,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,形成“殷鉴”。

  二、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

  战国时期,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,众多学派兴起,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;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,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,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。春秋时期,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,也未曾撰著免费注册送体验金38的著述,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,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。所谓孙武撰《孙子兵法》,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,“孔子作《春秋》”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,皆不足为训。但到了战国时期,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学派蜂起,相互争论,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、压倒异说,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;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,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,需要付诸文籍。这样,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。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,一些传说、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,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。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,如《墨子》《庄子》之中,既有本人之文,也汇入后学撰述,《管子》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,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,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。

 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,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,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,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,其内部支派分立,理念参差,学术深浅不一,可谓处于“杂儒”泛泛的状态。但秉承孔子“信而好古”、“好古敏以求之”Cs7 }-}}f}}n;的遗训,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、重视历史文献,则为共同的特点。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,不能像孟子、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,不仅编辑、整理、解释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等文献,而且编撰了《左氏春秋》①、《国语》等史籍。《左氏春秋》和《国语》,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。《左氏春秋》后称《左传》,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,学界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。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,要点是:《左氏春秋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。

  三、官修《东观汉记》与史学发展新格局

  《史记》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,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,面世之后,立即引起广泛注意,许多学者接续撰写,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,西汉自司马迁之后,自方史学儿乎看不到任何起色。但是,在《史记》成就被肯定的同时,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,西汉末年,扬雄就曾指责《史记》述史“不与圣人同,是非颇谬于经”,而东汉初续写《史记》的班彪,则批评司马迁“薄五经”、“轻仁义”、“贱守节”等等,“此其大敝伤道,所以遇极刑之咎也”,用语可谓十分尖刻。因此,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,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,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。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,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,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,摈弃了接续《史记》的撰述模式。班固认为: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“其是非颇谬于圣人”《马迁传》,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“编于百王之末,厕于秦、项之列”,同样有不敬之嫌,于是“探纂前记,缀辑所闻,以述汉明帝“十岁能通《春秋》”,后又“学通《尚书》”,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。他对《史记》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,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:“司马迁著书,成一家之言,扬名后世,至以身陷刑之故,反微文刺讥,贬损当世,非谊士也。”

  而阅读了班固《汉书》文稿,则十分赞赏,在对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厌烦、也有赏识的感受下,受《汉书》体例和宗旨的启示,遂决计由官方纂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,将史学拖向依附于朝廷政治的路径。 《东观汉记》的纂修在东汉是间断性地修纂,即积累一段时期后,由皇帝或其他执政者提议,再接续编撰。根据前引班固事略,可知于汉明帝时纂修伊始,就创立且编撰了“载记”,说明当时己经作出体例的全面规划。此后,汉安帝至顺帝、汉桓帝至灵帝两大段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。汉安帝时邓太后重视文史典籍,她亲自部署纂修《东观汉记》事宜,先后儿次令文官刘珍、刘驹腻、刘毅、李尤等人撰述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等传以及史表,整理修订本纪。汉顺帝时,多名文官接续这些纂修工作,撰成“诸王”、“王子”、“功臣”等传、《南单于传》《西羌传》以及《恩泽表》。

  四、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

  东汉建立的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,对此后的社会文化、民族关系都产生很大影响,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。

  第一,挽救秦朝、西汉官方史学的衰退局面,使之复兴。如前所述,中国古代史学从官方产生,但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己经发展到超过官方的水平。秦始皇在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,灭裂六国历史载籍,而秦国的历史记载又很不健全,司马迁曾慨叹曰:“秦既得意,烧天下《诗》《书》,诸侯史记尤甚,为其有所刺讥也。《诗》《书》所以复见者,多藏人家,而史记独藏周室,以故灭。惜哉!惜哉!独有《秦记》,又不载口月,其文略不具。”田卷《六国年耕》西汉官方虽然在儒学经典的恢复和促进文学发展上均有不少建树,但史学作为甚寡,西汉朝廷有记事性“注记”(又称“著纪”),现存资料却见不到朝延对这种记史体制的描述,说明记史制度己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。因为秦火,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官方史学状况难于考知,但《竹书纪年》能够表明己比春秋时期有所进展,而秦与西汉的官方史学,反不及战国时期。东汉对《东观汉记》的撰修,抵消了司马迁另一史学途径的影响,扭转了官方史学停滞、衰颓的局面,不仅修成一部影响很大的纪传体史籍,而且带动了记史体制的发展。东汉坚持了“汉之旧典,世有注召纪第十’“脾’召纪》的记史方式,还创造了宫内“起居注”的载籍形式,启示了西晋以后的记史制度的建设。此后,‘自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,就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再度兴起的。东汉不仅是汉朝的“中兴”,同时也是官方史学的“中兴”。

  第二,东汉将官方与私家史学的关系,进行了成功的整合,构建了史学发展的新格局,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。‘自方的记史制度虽在春秋时期即己扩展到各个诸侯国,但编年记事的载籍乃藏于宫廷,并不传播。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兴起,虽然官方一些“语”类、“书”类、“谱煤”类文献,可能有所流布,但编年史记依然封闭,连《竹书纪年》之书也如法秘存,直至随葬而少人知晓。可见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记载之间,尚未构成充分互动的社会结构,致使史学发展持续性的链条存有脆弱的一面,秦朝与西汉官方史学的衰微,即是这种脆弱而的反映。裔,国号为大夏,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,其政权命名为“周”,诸如此类,儿乎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均采用历史上己有过的国号,如“燕”、“赵”、“秦”、“汉”、“齐”等。

  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,成为该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最先导、最稳定的促进因素,北方民族各政权内皆有明显的“汉化”,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乃为最突出的典型。东晋、十六国、北朝这一历史阶段,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,但是恰恰这一时期,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了记史、修史的官方史学活动,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,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。由此可知,东汉时期官方史学的勃兴,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、深远的潜在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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